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以政府行为规范带动社会行为规范
───在市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摘要）
刘剑英
（2006年12月8日）
这次全会是市纪委召开的第二次全会。第一次全会我们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纪委常委领导班子。这次全会主要是传达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省第九次党代会和省纪委市州纪委书记座谈会精神，审议通过有关制度。今后，市纪委全会每年至少要召开四次，形成制度，以充分发挥全委会及各位委员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决策民主和工作民主，也使各位委员更好地履行委员职责，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推行力，进一步增强工作的程序化、民主化和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
当前全省各级党组织正在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纪检监察机关担负着党章赋予的协助党委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必须在学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和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上走在前列。对此，许云昭同志在市州纪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纪委全委会以及各位委员一定要认清形势、迎接挑战，增强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定要围绕中心、把握大局，增强为构建和谐常德服务的自觉性；一定要扎实工作、开拓创新，深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一定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切实带好班子，抓好队伍建设。这是摆在全市各级纪检监察关和组织面前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
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输入了新的思维。对于纪检监察工作，从理念、目标、要求、方式和方法上，都带来了新的思考、新的探索和新的创意，是指导我们工作新的理论源泉和精神向导。对反腐倡廉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社会要求、更大的社会期望和更重的社会责任。我们要用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来观照和指导纪检监察工作新的实践。要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新的视点和参照，进一步深化对反腐倡廉规律的认识，不断健全防治腐败的体制机制。下面，我着重从反腐倡廉的工作规律和工作路径等五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想法和意见。
一、用和谐社会理论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在思想文化领域必须形成防治腐败的正面价值观念和社会舆论
在防治腐败的体系中，制度使人不能腐败，监督使人不敢腐败，教育使人不愿腐败。无论是从社会科学的原理看，还是从现实工作的具体实践看，思想意识对于制度、规范的制约和反作用力量都是非常大的。时下一些腐败现象，特别是小腐败、亚腐败现象，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很多层次，就象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让人们不得不遵循，成为一种所谓的“潜规则”。而这些“潜规则”逐渐得到比较广泛的默许和认可，被视为合情合理的行为，形成了“腐败民俗化”。当这类民俗化的潜规则成为人们的行为规则时，办事中规中矩反而成为“另类”，成为不正常了，导致我们常讲的“好的不香，坏的不臭”的现象产生。这就是负面观念、负面文化的力量，它们可以变通制度，甚至颠覆制度。因此，宣传教育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要培育正面的价值观念和形成强势的正面社会舆论，来冲击和压倒负面的意识，为制度的落实和监督的实现，奠定坚实的思想人文基础和群众基础。
当前困扰我们的是如何增强宣传教育的现实接受性和实际影响力。我认为，除了坚持开展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荣辱观等方面的教育外，要把“公务员精神”的确立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教育内容。公务员精神的基本内容是：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这是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对公务员职业操守的基本规范。每一位公务员都必须恪守，否则就逾越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业底线。同时，我们在教育内容上，还可以引入人文哲学教育。可以由一些思想者、学者和作家讲授，也可以选择和推荐一些有思想哲理的著述，使大家在人生的终极意义方面，在生活真实质量的评判方面，在精神生活与物质享用的关系方面，在个人与他人和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若干方面，更多地认识一些生活中的辩证法，更多地获得一些人生的智慧和远见。在教育方式上，可以引入体验教育。对社会生活直接的体验，比间接的语言文字教育，对人的影响更加深切。现在，象城乡贫困家庭、农民工、服务职员、商贩、菜农等一些能够体察的生活内容很丰富。这样的体验多一些，持续性强一些，人们的心态和观念无疑就会健康一些，就会群众化一些。再如，我们过去开展的让一些违纪违法人员“现身说纪说法”，进行反面警示教育，常常让人震憾、使人警醒，这也是体验式教育的一种好方式。
在舆论宣传方面，我们往往注重对腐败分子思想政治上的批判和经济上的清算，而不注重对其人格精神层面的剖析揭露，今后要侧重着力。既要剖析其违纪违法的行为轨迹，又要剖析其走向错误道路的思想轨迹。真正使腐败分子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心理上后悔莫及。要让其成为令人憎恶和鄙视的小人，而不是让人觉得只是机运不佳的倒霉者，由此形成扬善惩恶的强大舆论环境。
二、用和谐社会理论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在政治及干部人事领域防治腐败，必须提高民主化程度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在政治领域，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廉洁施政的要求，探索构建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适当分离、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从权力配置上，用权力约束权力、监督权力。
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首先要发展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来发展人民民主。从很多腐败案件都可以发现：一方面，腐败分子大都是由群众检举、特别是党员检举而败露的；另一方面，在腐败形成和恶化的过程中，不少党员的沉默又成为了腐败产生的黑色土壤。这两面都说明了发展党员民主的现实性。要按照党章所赋予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完善党内民主和监督制度，并在工作实践中执行好这些制度。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实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规定，保障党员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在政治领域，当前还要特别严格组织人事工作纪律。有人讲，凡是拿钱买来的官，必定贪得无厌；凡是卑屈讨来的官，必定欺压百姓。这句话包含着辨证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还是靠民主。我们要协助组织部门，在组织干部人事中，真正实现民主程序、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还要推动民主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使干部选拔任用更好地贯彻民主的程序和体现民主的意愿。
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要注重科学民主决策。既要防止一般性地因不按程序决策、不了解情况决策等造成的决策失误，更要防止社会公共政策为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造成的决策失当。在决策理念上，坚持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坚持原则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坚持系统性和预见性的统一。在决策程序和制度上，要着力推行四种形式：一是民主进言和听证公示；二是专家咨询评估；三是专题调研和集体决策；四是决策责任制和责任追究。
三、用和谐社会理论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在经济领域防治腐败，必须更多地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并进行严密的制度控制
凡是反复出现的腐败现象，必有规律可寻；凡是集中发生的腐败问题，必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原因。从源头上看，目前存在的腐败现象很大程序上是依附在体制上的。在一定意义上，除了查处一些个案问题之外，反腐败就是与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与革新。回顾历史，凡是从制度上解决了的问题，其成果就能巩固。比如，铲除价格双轨制，杜绝了“官倒现象”；住房货币化，解决了领导干部多占住房等住房腐败问题；土地“招拍挂”，堵住了土地出让金减免黑洞。因此，在经济领域，必须要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的办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减少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这是我们从体制机制制度上防治腐败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和着力点。此外，反经济领域腐败，我们还要把防治腐败从治理受贿方拓展到治理行贿方，从规范权力运行拓展到规范商业行为，从规范公共部门行为为拓展到规范个体私营企业行为。
当前要特别注意对财政专项资金、转移支付资金、国债资金、社保基金、医保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等各类公共资金的重点监管。要制订严密的制度，形成财政、审计、纪监和专门监管机构协同监管的严控体系，把财政资金和公共基金置于安全的监控之中，防范巨大公共利益的受损风险。有钱有权有失监管的地方，腐败起来很容易，不腐败很难。上海社保案中，32亿元的巨额基金被违规拆借，被称为“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腐败案”。除此之外，近期披露出来的百万、千万级数的社保基金出借案、挤占挪用案、弄虚作假套取案，让人目不暇接，被称为“社保乱象”。沉重的现实暴露了监管制度的严重软肋。我认为，一种合格的监管制度应该要大致包含以下基本标准：独立性、透明性、专业性、可问责性。在工作实践中，必须遵循监管的基本标准，并以此构建公共资金监管体系。在财政管理制度方面，要支持财政部门继续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市委市政府决定市本级明年要覆盖到所有行政事业单位，2008年全市全面完成。要全面完善部门预算改革，把非税收入和其他财政性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市本级逐步将定额补助单位和经费自理单位纳入预算单位。要全面实施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积极推进机关后勤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机关公务用车和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改革步伐。
四、用和谐社会理论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在行政司法领域防治腐败，必须抓住依法履职的根本要求和监督问责的基本手段
行政司法领域防治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建设法治政府和建设法制社会。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是：职权法定、依法行政、监督有效、高效便民。其核心内容，一是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只能做法律规定的事，政府活动必须限制在法律授权范围之内；二是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既要依实体法行政，更要强调依程序法行政，既不能越法行政，更要强调防治为谋利益或者疏于职守不作为和缓作为。要健全和细化行政司法行为的规章制度和监管方式，引导和约束行政司法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认真地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真实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公正地协调各种利益和社会关系，真诚地保护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在法制化的轨道上运行。最近，我们选择了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等7家单位，开展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试点，就是以这个思路来推进这项工作，主要是针对当前我市一些执法单位存在的职责不清，岗位不明，工作越位、缺位或错位，行政效率低下，办事推诿，服务不优，资源浪费，甚至个别工作人员乱作为、不作为和缓作为等问题，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执法程序、量化执法目标，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评议考核体系和执法过错或者错案追究制度，以此推进部门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
行政监督和效能监察，是保证政府廉洁高效的基本手段。其中行政问责制是目前大力推进的一种有效制度。我市最近下发了《常德市行政过错追究暂行办法》，体现了我们在这个方面新的探索和推进。其要义是，问责方面由上级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问责对象从追究违法违纪官员向不作为的公务员深化；问责内容从重大事项向事关群众和社会利益的微观具体事务扩展。我们期望由此努力做到，无论大小的行政权力延伸到那里，行政问责就延伸到那里。使无论高低的公务员和无论巨细的公务行为，都约束到廉洁行政和勤勉作为的规范上来。同时，建立一套规范行政行为和提高行政效能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这是一项新的课题，需要积极探索，尽力突破。其中最核心的是施政理念的问题，这应该是绩效评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施政理念就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核心原则。我们的政府应当是一个服务政府，一个责任政府，一个法治政府，一个精简高效政府，一个廉洁政府。归根到底，是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
五、用和谐社会理论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在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必须坚定地把握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吴官正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把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的工作重点。我认为，这些问题除了大多是社会热点和往往涉及弱势群众之外，在问题的影响范围及其性质上，也有其特殊性。腐败现象按其涉及的主体及其性质划分，有公共权力行使者之间的腐败，如买官卖官，有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和侵占，如贪污；有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人利益不正当的调配，如受贿；有公共权利对社会个人利益的损害和侵占，如乱征乱收、垄断攫利。前两者大致属公共权力圈子内部的腐败，可称之为体制内腐败或圈子内腐败，其特征是有圈子屏蔽，社会波及面小，对民众利益损害不直接、不显形；后两者大致属公共权力与社会互动之间的腐败，可称为社会性腐败，其特征与前两者相反。在这四种类型中，排序越靠后其社会影响面就越严重。最后一种就是损害群众利益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圈子内的腐败，比如买官、卖官，在一定的时点上，是圈子内部的利益转移；社会性腐败，就是对群众切身利益的损害和剥夺。比如，公共事业内医疗行业的滥查验、大处方和过度治疗，对于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民、失业居民等困难群体来说，几乎是对他们生存权的剥夺。再如，子女上学、就业中的营私舞弊和领导特权，使普通百姓子女输在起跑线上，跌在跨入社会的第一道门槛上，几乎是对他们发展权的侵占及至剥夺。一个人生命中最根本的权利──生存权和发展权被侵占和剥夺，还有什么恶行比其还要反人道和反社会呢？还有什么行径能够如此深刻地刺痛人心和郁积民怨呢？这些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落脚点最后仍要归集到社会管理的软肋上。比如，我们发现向农民工欠薪的源头不少是政绩工程；上学、看病不堪重负的背后是对高收费的默认和财政保障的不足；少数行业的高额收入来自于政策性的行政垄断，等等。因此，我们在纪检监察工作实践中，要以更多的精力放到社会领域，把社会反映的热点作为纪检监察工作的第一信号，把群众反映的难点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严惩社会矛盾后面的腐败问题，狠纠行业不正之风，强化社会事业服务单位管理，力推各项体制改革。要围绕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以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最高标准，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状况，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处于十分重要而关键的地位。当前现实中的不和谐因素，在自然领域，最深重的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日益明显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在社会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就是社会执政主体中的腐败现象和执政行为中的公正正义与效能问题。以公务接待为例，今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引用的有关数字为：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这确实是个惊人的数字。而与此同时，根据我国的贫困线，目前全国贫困人口约4800多万，而根据国际贫困线，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一边是一年公款吃喝掉3700亿元，一边是1.35亿人每人日支出不足一美元，强烈的反差让人难免不平。公款吃喝由来已久，这种打着公务接待的招牌，随意消费、超标消费的损公肥私行为，不仅增加了政府行政成本，而且往往衍生出其他种种腐败。除公款吃喝外，另据《学习时报》一篇文章讲，全国大约一年公务车辆耗费4000亿元，考察支出3000亿元，这几项加起来已经突破了万亿大关。由此，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从1978年起算，已经增长了80多倍，近几年还在上升，年均增长23%，大幅度地超过居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这难道不是严重的社会不和谐吗？况且这类现象仅是反腐倡廉内容中最表层的东西，还有诸如收受好处、特权谋私甚至权钱交易、司法腐败等行为，都会制造社会不公、带来社会不平，都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威胁和破坏。因此，在省九次党代会上，张春贤同志代表新一届省委，向全省党员干部郑重重申五条廉政要求：一是严禁跑官要官，违者不仅要严肃批评，而且要记录在案；二是严禁收受红包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三是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领导干部不得以任何形式为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谋私利；四是严禁在经济活动中以权谋私，不得以任何形式插手建设领域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等市场经济活动；五是严守党纪国法，不能越权，更不能滥用权力。张春贤同志庄严承诺说：“省委常委会的同志要还头遵守，作出表率。请大家在这些方面严格监督常委会的同志，严格监督我。”市委在第五次党代会上，市委领导班子专门重申和明确了廉政规则。当前我们要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大力宣传这些基本廉政纪律及其廉洁自律规定，守住反腐倡廉底线，真正做到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以政府行为规范带动社会行为规范，以干部廉洁勤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主题词：反腐倡廉 和谐社会 讲话 刘剑英 通报
中共常德市纪委办公室
2007年1月4日印发
（来源：市纪委）
（编辑：胡 丹）
